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时代已开始海洋捕捞。在山东省胶州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址中，有大量海鱼骨骼和成堆的鱼鳞。经鉴定，它们分隶于鳓鱼、梭鱼、黑鲷和蓝点马鲛等3目4科。说明约在4000～5000年以前，中国沿海先民已能猎取在大洋和近海之间洄游的中、上层鱼类，人们对海洋鱼类习性的认识已有一定的水平。记述公元前11～前6世纪周朝情况的《诗经》中，多次出现“海”字，并有江河“朝宗于海”的认识。西汉时期，已开辟了从太平洋进入印度洋的航线。据记载，三国时出现了中国第一篇潮汐专论──严畯的《潮水论》（已佚）。唐宋时期，中国的潮汐研究已达到很高水平。明代时，出现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地区性海产动物志──屠本畯的《闽中海错疏》。1405～1433年，明朝郑和 7次下“西洋”，最远到达赤道以南的非洲东海岸和马达加斯加岛，比哥伦布从欧洲到美洲的航行(1492～1504)要早半个多世纪，而且在航海技术水平和对海洋的认识上，也远远超过当时的西方。可见，在古代的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中国对海洋的认识和利用在世界上是居于前列的。中国古代对海洋的认识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海洋地貌、海洋气象、海洋潮汐和海产生物4个方面。同时，为了利用滩涂和抵御海洋自然灾害，在海岸防护和围垦工程方面，也取得许多成就。海陆分布和海洋地貌知识 战国时代，齐国的邹衍(公元前305～前240)曾提出一种海洋型地球观──大九洲说，阐述了世界海陆分布的大势。他认为世界很大，像中国这样大的陆地有81个，彼此被“裨海”相隔，又都被“大瀛海”环绕，再外面才是天地接壤之处。这里所说的“裨海”和“大瀛海”，分别相当于今日的“海”和“洋”。晋代葛洪在《神仙传》一书中，提出“东海三为桑田”、明确地表达了海陆屡有变迁的思想。中国古代主要采用地文导航，所用的水路簿、针经和海图，均尽可能地详载航线上可用于导航的地貌：山形、水势、岛屿、暗礁、港湾和海底泥等。例如保存至今的明代胡宗宪《筹海图编》中的《沿海山沙图》、《沿海郡县图》、《登莱辽海图》，《郑开阳杂著》中的《万里海防图》、《海运全图》，茅元仪《武备志》中的《海防图》和《郑和航海图》等。其中，记载海洋地貌最为详尽的是《郑和航海图》，该图是中国传统绘图方法绘制海图的高峰， 较正确地绘有中外岛屿846个，并分出岛、屿、沙、浅、石塘、港、礁、硖、石、门、洲等11种地貌类型。中国古代海塘图实际是河口海岸地貌图，如清代方观承《两浙海塘通志》和翟均廉《海塘录》中的图。图中明显可见海塘分布并不连续，低平的海岸有海塘分布，塘外有大片滩涂；而海岸山地则没有海塘。海洋气象知识 中国古代有关海洋气象知识的书籍很多，仅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提到西汉时海中占验书就有136卷，其中《海中日月彗虹杂占》有18卷。至元、明两代，人们把水手和渔民的天气经验用五言和四言的韵语表达出来。如明代张燮《东西洋考》中记有“乌云接日，雨即倾滴”，“迎云对风行，风雨转时辰”，“断虹晚见，不明天变，断虹早挂，有风不怕”等。在海事活动中，风是至关重要的天气要素，所以在古代对风的认识较为深刻。中国古代水手、渔民知道用各种方法预测海洋风暴。他们把一年中海上常有风暴的日期记下来，称为“暴日”或“飓日”。一些航海书籍中记有全年暴日及其名称，如《顺风相送》中有逐月恶风条。并总结出暴风季节发生的规律和暴日在不同时节的频率，从而找出海上活动的危险期和安全期。古代预测台风的一种办法是观察海洋现象。海洋长浪有很高的运动速度，台风还在外洋时，其形成的长浪已传播到近海，形成涌浪，造成潮汐异常、海底淤泥搅起、海水发臭、海洋动物表现异常等现象。人们把上述现象称之为“***未动，海神先动”，并把这种无风的涌浪称为“移浪”或“风潮”。中国很早就以风作动力，用帆助航。东汉时，利用季风航海已有文字记载，把每年梅雨后出现的东南季风称为“舶?风”。唐、宋以后，利用季风航海十分广泛。明代郑和7次出海， 多在冬、春季节利用东北季风启航，又多在夏、秋季节利用西南季风返航，说明他们已较充分地认识和利用了亚洲南部、北印度洋上风向和海流季节性变化的规律。在航行途中他们观察日月星辰的出没和位移、风向、天***、云状、霾雾、气温及洋面波涛的变化，预测海洋气象、水文潮汐的变化趋势，保证了航行的安全。海洋潮汐知识 中国殷商时代已出现涛”字( )，这个字后来被解释为“潮”字的同义词。现见中国古籍最早对海洋潮汐现象做出科学解释的，是东汉王充。他在《论衡·书虚》篇中提出“涛之起也，随月盛衰”，对潮汐和月亮的关系进行了论述。西晋杨泉，唐朝窦叔蒙和封演，宋代张君房、燕肃、余靖、沈括，元末明初史伯璇等，坚持发展了王充的理论。东晋葛洪和唐代卢肇引进了太阳在潮汐中的作用。窦叔蒙指出，“以潮汐作涛，必待于月。月与海相推，海与月相期”；对潮汐周期的推算，也很有见地；并绘制理论潮汐表“窦叔蒙涛时图”（图1）。封演用“潜相感致，体于盈缩”的论点解释潮汐成因。张君房在《潮说》中，最早定出潮时逐日推迟数为3.363刻（古时一昼夜为100刻）。燕肃则提出潮汐“随日而应月，依阴而附阳”的理论，并改进理论潮时的推算，指出潮时逐日推迟数有大尽（一朔***30天）和小尽（29天）之分，定大尽为3.72刻，小尽为3.735刻。沈括坚持“应月说”，最早对“平均*间隙”下了明确的定义，并主张用*间隙来修改地区性潮汐表。中国古代对喇叭形河口涌潮的成因，也有深刻的认识。王充在批驳关于伍子胥冤魂驱水形成涌潮的迷信说法后，指出潮汐在大海中只是“漾驰而已”，进入殆小浅狭的河口后，才激起涌潮。葛洪则提出潮汐的“力”和“势”。卢肇提出江水和海潮在狭窄的河道相遇，激而为斗，形成涌潮。燕肃则更确切地提出，钱塘江涌潮是由于河口存在拦门沙坎所致。清代周春注意到钱塘江潮有南潮、北潮之分。两潮交叉重叠处正好在海宁塘靠岸，因此海宁成为观潮的胜地。实测潮汐表在中国发展也很早。东汉马援在琼州海峡两边建有“潮信碑”（今无存）。现存北宋吕昌明于1056年编制的“浙江四时潮候图”，曾被刻成石碑立于钱塘江畔供渡江用。它比欧洲现存最早的潮汐表──大英博物馆所藏的13世纪的“伦敦桥涨潮时间表”早得多。明清还出现许多潮汐实测表。中国古代对潮汐的研究，至宋代达到高峰。由于古代潮汐研究的论述很多，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也较多，仅专论就不下数十种。其中，清代俞思谦编辑的《海潮辑说》、翟均廉《海塘录》等收录保存了古代不少潮汐著作。海洋生物知识 中国古代对海洋生物的认识和研究，多集中在物种的形态、生态、分布和利用方面。其中，不少种类的名称沿用至今。从远古时代至16世纪，中国有关海洋生物的知识，主要散见于医书和沿海地方志中。16世纪末以后，出现了叙述海洋生物的专著。公元前3世纪问世的《黄帝内经》，已提到海洋软体动物乌贼和鲍。公元1世纪的《神农本草经》，记载了马尾藻和羊栖菜，以及近江牡蛎等6种海洋软体动物的形态、产地、食疗性质和利用方法。宋代寇宗?#93;编辑的《本草衍义》中，收入的海洋生物药物有海狗、海蛤、玳瑁、牡蛎和乌贼等十多种。古代对海洋生物的生态习性有不少记载。三国吴人康泰《扶南传》提到：南海珊瑚洲洲底有盘石，珊瑚生其上也。三国沈萤《临海异物志》，叙述了招潮（一种小蟹）的活动与潮汐周期同步的生物节律。唐代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一书，记载了船蛆“攒木食船”；寄居蟹“寄居之虫……本无壳，入空螺壳中载以行”;飞鱼“鱼长一尺，飞即凌云空，息即归潭底”；乌贼“遇大鱼，辄放墨，方数尺，以混其身”等。明清时期出现了不少地区性的海洋生物专著。主要有明代屠本畯的《闽中海错疏》和清朝郭柏苍的《海错百一录》，重点记录了福建沿海的海洋生物。清朝郝懿行和李调元分别编写的《记海错》和《然犀志》，前者记录山东沿海的海洋生物，后者记录广东沿海的海洋生物。对海洋生物生态习性的了解与掌握，促进了中国古代海产养殖业的发展。据已发现的文献记载，早在宋代就已养殖牡蛎、珍珠贝和蛏，鲻鱼的养殖历史也很悠久。海岸工程 海塘 中国沿海特别是东南沿海，风暴潮灾十分严重。据史载初步统计就有 213次。为了保护生命财产，发展农业生产，古代沿海地区普遍修筑起海塘，其中以江浙海塘气势最雄伟、技术最复杂。它和万里长城、大运河一起成为中国古代三项伟大工程。海塘起源很早。史载东汉已开始有江浙海塘，唐代具有较大的规模。以后，技术不断改进，先后出现板筑法、竹笼实石法、坡陀法、纵横叠石法等，并出现备塘河、坦水等附属工程。清代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在历代工程基础上，动员较大人力修建了从金山卫到杭州的石塘。潮闸 中国古代出海河口常设潮闸。北宋时修建的莆田木兰陂是一座大型水利工程。建陂前溪海不分，潮汐往来，泻卤弥天，农田旱涝频繁。建陂后，下御咸潮，上截淡水，灌田万余顷，至今仍发挥着水利效益。水城 山东蓬莱古水城（图2），水城内有小海，风平浪静，为宋元明清海防要地，至今犹存。它始建于1043年，扩建于1376年。水城有平浪台、防波堤、水门等，彼此配合，有效地遏止涌入水门的潮汐和风浪。水城码头高程设计也很合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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